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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法治”有两个对立面，一个是“德治”，一个是“人治”。
以“德治”为对立面，是从治理的依据而言：以法律为依据，是法治，以道德为依据，是德治。
以“人治”为对立面，是从“治理者是谁”而言：以法律为统治者，是法治，以圣人、明君或者哲学王为统治者，是人治。
道德虽然具有客观性，但作为一种普遍性规范，其不确定性、模糊性是十分突出的，它到底是什么，取决于有权解释者，因而本质上德治就是人治。
中华文明是儒家文明，儒家文明讲的是“礼治”，而所谓礼治，用公式来表述就是“等级秩序+道德约束”。
这与法治的公式“权利平等+制度约束”截然相反，所以中华文明讲的是“德治”和“人治”。
但众所周知，中华文明也有“法治”的传统，即先秦时期法家的“缘法而治，事断于法”。
与儒家因信奉“性善论”而主张德治、人治相反，法家信奉的是“性恶论”。
性恶论是由儒家中的“异类”、法家的“导师”荀子开启的，但他的学生、法家的旗帜人物韩非的性恶论，却是最彻底的。
韩非说：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，则其余无可信者矣——霍布斯说“人对人是狼”，可没明确说老婆子女也是如此，韩非则一竿子捅到底，说连最亲近的人都信不过。
对人性如此悲观，当然就不可能复制儒家那一套“德治”的主张了，“法治”就成为法家的选项。
可惜，法家的“法治”，一样是人治。
因为他们的“法治”，是呈送给统治者的一套“治民的法子”，替权力谋划怎样将百姓收拾得服服帖帖。
在他们那里，制定法律的权力，在法律之上，法律不过是操弄在当权者手里的利器，治人不治己。
易中天先生非常生动地将法家的学说，概括为“两面三刀”。
所谓“两面”，就是指“赏”和“罚”，韩非子称之为“二柄”，就是一手拿大棒，一手拿胡萝卜，恩威并济，又是利诱又是恐吓。
“三刀”则是“势、术、法”。势，就是权势，当权者必须有权，而且必须是大权，否则就没资格讲什么“当权者”。
“术”，就是权术，当权者还得会耍手段，比如查韦斯就会炉火纯青地运用“放生术”，把财富从民众口袋里掏出来后，又当成福利赏赐出去，民众立刻感恩戴德膜拜不已。
“法”就不用多说了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法家的“法”，实际上就是刑法。古代中国的法律，基本上就是刑法，从头到尾就写着四个字：生死予夺。
刑法之下，民众只有义务没有权利，只有责任没有权益，所谓法律，不过是架在他们脖子上的一把刀。
所以，法家的“法治”，其实就是“刑治”；他们揭示出人性之恶，是为了让统治者更好地利用民众的弱点以便更好地施展统治者的恶。
而可悲的是，表面上，法家的学说入不了统治者的法眼，实际上，它的“两面三刀”却是二千年来统治者从来就不曾离手的利器；正是这把利器，将民众驯服成全世界最为听话的顺民。
在儒家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后面，是法家赤裸裸血淋淋的杀戮；“儒表法里”的组合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统治者得心应手地“御民”。
所以在古代中国，“德治”固然不是法治，“法治”也不是法治，或者说是“假法治”，原因就是它非但没有限制住权力，还让权力更膨胀、更为所欲为。
那什么是真正的法治？
亚里士多德很精炼地说：所谓法治，就是“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，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”。
这个“普遍的服从”，就包括了统治者。
事实上，统治者对法律的服从，才是法治的核心要义。
1959年，在新德里举行的国际法学家会议，综合了30个国家的法学研究机构和约7.5万名法学家的意见，认为法治必须具备两大理念：第一是权力应该根源于法，而且要依法行使；第二是法律本身应该“尊重人性尊严”。
概括起来，就是法治既要“限制权力”，又要“保护权利”。
由于限制住权力，往往就是保护了权利，因而“限制权力”是第一位的。
因此，一切不限制住权力的“法治”，不过是在耍流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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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匿名发布)
发表于 2019-8-16 08: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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